闵雪飞丨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批判的“白色眼疾”——重审《失明症漫记》中的政治隐喻
摘要
《失明症漫记》是葡萄牙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最重要的作品。这部寓言小说描绘了一幅瘟疫肆虐的“异托邦”图景。“失明”根本性地隐喻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及其危害。
作者简介
闵雪飞，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葡语系副教授
摘自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2期
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6期
“失明”作为隐喻
《失明症漫记》是葡萄牙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最重要的作品。这部寓言小说描绘了一幅瘟疫肆虐的“异托邦”图景。一场以“失明”为特征的瘟疫突然而至，这种失明非常诡异，不是陷入了黑暗，而是呈现出一片白色。“失明”具有隐喻性这一点毫无争议。然而，关于“失明”到底隐喻着什么，却存在不同的看法。
在既往研究与新冠疫情引发的现实讨论中，通常把“失明”看作是“恶”的象征或人性的沦丧。利用“失明”，萨拉马戈将人推到一个极端的处境，更有力地揭露出人本质性的孤立无援与人类必然堕落的命运。
另一种主流看法认为，“失明”代表着理性的丧失。在西方文化中，“光”（luz）通常与理性精神和启蒙主义联系在一起。当人失去了视力，便意味着丧失了理性。通过“失明”的这重隐喻，萨拉马戈试图揭露出理性与文明之间的关系。
熟谙福柯规训理论的学者认为，“白色眼疾”抹去了个体与世界的物理互动，其传染性象征着个人对社会规训与权力运作的依赖性。萨拉马戈对社会隔离与废弃的精神病院的描写符合福柯“圆形监狱”（Panopticism）的描述，象征着监视与权力的无孔不入。
《失明症漫记》中，在群体组织与文明重建过程中，医生的妻子成为群体领袖，带领一群具有牺牲精神的女性，构建了团结、友爱的群体。因此，女性主义者认为，“失明”是一个性别觉醒的契机，象征着性别权力秩序的改变。
以上这几种针对隐喻的解释都是言之成理的。但是，这些隐喻都只是派生性的，而非根本性的。实际上，“失明”根本性地隐喻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及其危害。然而，长期以来，这一隐喻为人忽视，鲜见于讨论之中。即便是以《失明症漫记》的社会批判性为主题的论文，大多也只把萨拉马戈反对全球化的观点作为背景轻轻带过。今天，在新冠疫情如“失明症”一般侵袭人类社会、全球化危机日益凸显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重审“白色眼疾”的隐喻意义，探讨构建人类社会的团结与友爱的可能。
“失明”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失明症漫记》出版于1995年。20世纪90年代是新自由主义确立优势的年代。在此之前，“华盛顿共识”出笼，新自由主义从学理走向实践，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范式。在一片“历史终结”的欢声笑语中，一些左翼知识分子依然坚持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其后果表示强烈担忧。萨拉马戈正是其中之一。不同于弗朗西斯·福山当时的乐观判断，萨拉马戈对人类历史的总体评价极其悲观。在接受《圣保罗页报》采访时，他表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场持续的灾难”，并断言“我们配不上生命”。萨拉马戈从不掩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对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的霸权本质的深深憎恶。在他眼中，全球化是极权主义的一种新形式，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其实是一种极权资本主义。
关于创作这本书的初衷，萨拉马戈直言不讳，是因为“我们所有人眼睛都瞎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铺开之前，拉丁美洲成为“试验田”。即便是新自由主义者大力吹捧拉美新自由主义经济奇迹的年代里，拉美国家也出现了很多显而易见的社会问题，比如社会福利减少、暴力犯罪增加、贫富差距加大。苏联与东欧国家经历了“休克”，但并没有进入富裕、民主与自由的天堂，而是陷入了经济崩溃的衰败局面，贫富差距极化，民众没有得到实惠，只有寡头获利丰厚。然而，人们对此熟视无睹，仅将受害者的苦楚归结于他的个人问题。无论是拉丁美洲还是苏东，都是萨拉马戈高度关注的地区。强烈的愤怒感驱使萨拉马戈写出《失明症漫记》一书。
因此，“失明症”的根本性隐喻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如果将“全球化”取代“失明”，那么《失明症漫记》这部小说将呈现出下面这一种反全球化叙事：
首先，萨拉马戈对全球化造成的同质进行了批判。一个开车的人在等信号灯的时候突然失明，喻示全球化无声无息地侵袭，普通人根本无从察觉。这场眼疾被定义为“白色黑蒙”，将西方传统上赋予“黑”的负面评价转移到“白”上，这是对全球化是由西方白人所主导这一事实的讽刺性隐喻：染病者并非不能感受到光，而是只能感受到炫目白光，这道白光具有强烈排他性，吞没了一切，令人无法看到其他事物。正如瘟疫的快速传播，全球化的进程非常快，迅速抵达了所有地区。不久，所有人都成为盲人，无论是医生、司机、警察，还是妓女、职员、店员，因为全球化无视个人意愿与身份，无差别地影响着每一个普通人。
萨拉马戈没有将人物安置于任何时间或空间之中。对时空具体性的抹杀正是全球化的特征，世界趋向于同质，没有一个角落不受到瘟疫的侵袭，也没有一个角落不受到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人丧失了身份，生活在“无名”状态中，主要人物只以职业、性别、年龄作为代号来指称。
一切都是商品，一切都由市场决定，政府应该干预得尽量少，这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萨拉马戈指出：“是市场原则导致了目前的混乱局面，却还要以数十亿美金‘救市’，因此，所谓‘利润私有化，损失国有化’是非常正确的说法。本该对此负责的人得到了援助，而受害者却没有。”本来是危机的始作俑者，却成为危机的受益者，社会不公进一步加剧。而且，“自由放任”原则也很值得怀疑，政府的不作为造成垄断的恶果，危害民主制度。
萨拉马戈塑造了一伙邪恶的盲人匪徒形象，寓言式地揭露了这种不公。盲人匪徒以暴力方式垄断了食物，令这种本该公平分配的生活必需品变成了商品，强迫其他盲人用个人财物来交换，后来更发展到强迫妇女“服淫役”来交换。盲人匪徒能够为所欲为的原因在于三点。第一，匪徒们拥有武器，“想让你倒霉就让你倒霉”，强力的介入是一种威慑，形成了恐惧。第二，有一个原生盲人的加入，与后天性盲人相比，原生盲人早已经习惯了失明，具有先天优势，从而形成了针对普通盲人的不公平竞争格局。这个原生盲人象征着先发性技术优势与技术专制，新自由主义以此制造不公平的竞争，并将不公正的格局固定下来。第三，当局对盲人的求助置若罔闻，而且暗地中希望盲人们自相残杀，以减少管理者的麻烦。盲人只能绝望地任匪徒压迫。这是对政府“自由放任”的隐喻。
对新自由主义民主危机的探讨，构成了《失明症漫记》政治隐喻的主要内容。世界越发呈现出矛盾的两极：一方面，西方民主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张；另一方面，“自由平等”的愿景并未实现，却产生了新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在《失明症漫记》中，萨拉马戈设计了一个由强权者主导的历史书写场景，假设那位原生盲人弃暗投明，以他掌握的垫板、厚纸板和铁笔写下一部史书。这位惺惺作态的史学家依然记录下了新资本主义强权下被掠夺者的悲惨生活与民主危殆的状况：遭受掠夺的新伙伴们忍受着种种痛苦。掠夺者将正直的盲人赶出宿舍，占据了整个空间，为所欲为，禁止和他们居住在同一侧的其他宿舍的盲人使用卫生设施，造成另一侧卫生间爆满。盲人匪徒宁可让食物烂掉也不送给需要的人，导致其他盲人的健康出现严重问题。利用这样一个场景，萨拉马戈提醒读者注意新自由主义垄断对公正的伤害，这会造成先发国家对后发国家的剥削，形成发达国家内部的分层与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令民主成为一种仅属于少数特权阶层的“富人的民主”。
萨拉马戈视民主为一种修正社会不平等的政治手段。《失明症漫记》中讨论了何谓民主的问题。“白色眼疾”不加区分地传染给了每一个人，这是一种绝对的直接民主的象征。萨拉马戈特别提及两个晚期癌症患者的经历，讽刺性地展开对于民主实质的讨论。在这里，民主被简化成了一个人人有份的制度，然而，这实际上只是一个泡沫。萨拉马戈认为，代议制不能保证选民的意愿能够得到实施，因为在选票投入票箱那一刻，“投票者就把直到那一刻依然属于他的作为公民社会成员的合法权利的那部分政治权力让渡到了其他人手中”。萨拉马戈强调，真正掌握权力的是这些跨国公司与国际组织，而这些机构并非由任何民主形式所选出来，民主实际上已经处在危机中。他希望引发的思考，实际上是当“（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绑架的、被分割的、全球化的民主中，它只为强权者的利益服务，强权者真正决定了经济发展方向和公民权利”时，人民如何获得机会以参与讨论社会的发展方向与财富的分配问题。
几年之后，在《复明症漫记》中，萨拉马戈尝试在西方民主政治可行的框架内再次讨论这个问题，将之具体化于一场空白票率高达83%的投票，展示了形式民主与公民意愿对抗的过程，进一步探讨了西方民主的形式、实质与效用，以及公民如何成为拯救民主的自觉公民问题。
代替之道
新自由主义者宣称没有任何代替之道，萨拉马戈对此给予坚决的否定。1999年2月23日，萨拉马戈在一场演讲中明确地提出，新自由主义的代替之道是觉醒（consciência）。在《失明症漫记》中，“觉醒”表现为妇女政治主体性的实现。在医生的妻子用剪刀杀掉匪首之后，《失明症漫记》出现了转折，从控诉新自由主义的“异托邦”走向了政治建构的“乌托邦”。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人的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责任的意义得到凸显。
萨拉马戈非常关注人的权利问题，因为这是一个避免人类工具化，并为人类提供更多可能的核心问题。所谓人的责任，是指一种对于他人的责任。正是由于现实的挫败与不可能，《失明症漫记》的后半部分具有了乌托邦色彩。这是一个由女性发起，以实现全体人的政治觉醒为目的的乌托邦。重新安排失明者生活的责任原本交给了医生，他具有正规的知识，是天然权威，然而这一使命最终却是由医生的妻子来承担的。为什么萨拉马戈选择一个女性作为唯一能看得见的人？其中有两个原因。首先，在新自由主义形成的不平等关系中，女性成为受经济和性别双重压迫的受害者。《失明症漫记》中的女性人物承担着一种因性别而来的特别侮辱——“服淫役”。“服淫役”其实确有现实所指。苏联、东欧国家实行“休克疗法”之后，出现了经济几乎崩溃、寡头政治、货币贬值、失业激增、贫富分化等社会动荡与乱象，很多女性只能通过国际卖淫维生，完全丧失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遑论政治权。公民意识的整体觉醒不能缺少女性的觉醒，甚至要以女性觉醒作为前提。其次，萨拉马戈对女性抱有更多的认同与期待。萨拉马戈表示，在很久以前，他就期待着女性能够自己来决定在世间扮演的角色，但如果女性只是取代了男性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所处的地位，那这一切并没有意义。萨拉马戈认为，人类需要一些新的东西，尽管他不知道到底该如何定义，但是他坚信那出自女性。基于女性觉醒的必然性与“善”的可能性，《失明症漫记》中从内外两个维度上开始建构乌托邦：向内掌握身体的主体性，实现自身解放；向外以自身之善为原点，构筑人类整体的团结。
“性”是对女性最大的规训。拿回身体的主体性，必须摈弃关于性的所有规训。萨拉马戈的小说中，“性”或者“情色”一向具有僭越意义，是女性挑战既有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在身体解放与政治觉醒之间形成了同构关系。《失明症漫记》中的僭越是以群体姿态完成的。“服淫役”本是暴力机制对女性身体的彻底物化，却转变成女性觉醒并掌握自身主体性的契机，这是因为发生了“性”去社会化的过程。“性”回归为欢愉，不再是社会性地占有一个人的身体。
在这个过程中，医生的妻子、戴墨镜的姑娘和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分别承担起不同的功能。萨拉马戈剥离了对性的道德评判，只强调性是欢愉的发生器。戴墨镜的姑娘为了得到钱而与其他人上床，实际上是个妓女。然而，对于萨拉马戈，这种性行为在广义上意味着“她以自己喜爱的方式生活，并且从中得到一切能得到的欢愉”。在医生的妻子这里，在强迫的“卖淫”压力之下，更要剥离“性”的所有道德意指，于绝望中构建起“人的责任”。在收到盲人歹徒要求女人“服淫役”的口信后，医生的妻子毫不犹豫地作出了决定：“我去。”这是她作为唯一“有眼睛”的人，基于现实作出的理性判断，也是她所要承担的责任起点，在此她没有任何性别身份的负担，实现了萨拉马戈对女性自己决定自己角色的期待。从此，她不再是某人的妻子，而是取得了独立于他人的地位。
正因为萨拉马戈将“性”只视为欢愉的产生机制，在女性集体遭受性侵害之前，他安排了一场颇为令人费解的“狂欢”场景，使其成为女性取得自己身体控制权的标志。第一位失明者将妻子视为禁脔，不允许妻子去“服淫役”。然而，一向温顺的妻子却表示她愿意去。稍后，妻子更进一步僭越，“干了其他女人们干的事”，以此冲破了丈夫的控制，取得了自己身体的支配权。出于怜悯，戴墨镜的姑娘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戴黑眼罩的老人。在医生与戴墨镜的姑娘的交媾行为中，“性”的去社会化意义达到最高点。医生妻子的行为颠覆了常规，她“坐在床沿上，伸出胳膊抱住两个人的身子，仿佛要把他们搂在怀里，然后俯到戴墨镜的姑娘身上，在她耳边小声说，我看得见”。在即将承受最为残忍的性占有之前，医生的妻子表现为一个完全放弃了性占有的人，以悲悯通抵了自身解放与同性联合。
盲人匪徒对女性的强暴是《失明症漫记》中最为黑暗的章节。正因为女性拿回了身体的支配权，所以面对强权逼迫，只会回之以团结与反抗。失眠的女性因为身体衰弱，本可以不去“服淫役”，但是她不忍其他女性承受更多凌辱而坚持要去，最终在折磨中死去。同宿舍的女性以水洁净了她的身体，也洁净了自己的身体。这仿佛是一场启引仪式，促成了共同体建立。医生的妻子杀死了匪首，彻底地改变了女性的生活，也改变了男性的生活。这一举动令匪徒陷入内部争斗，也让男性开始思考反抗的意义，最终促成了所有人的团结，正式形成了一个以分享为原则的共同体。尽管世界依然处于异托邦世界末日之景中，然而希望与可能也在这个共同体中孕育。
结语
在小说的最后，萨拉马戈借医生之口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失明了，我们只是看不见了。”这一场“白色眼疾”的实质，是“白光”遮蔽了一切，导致了盲目，而“觉醒”的意义在于找回判断力并重新找到方向。对于萨拉马戈，在所有人的双眼都被“白光”遮蔽的时候，以文学的方式提出预警，是他身为作家的责任。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预言已经得到了验证，团结合作的“乌托邦”政治设想尚待实现。“乌托邦”或许很难，但“意识到它不可能实现这一点不应该影响我们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地按照道德原则行事。这样，至少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停留不是无用的，即便不是极其有用的，也至少不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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